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支撑，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金融业要坚持政治性人民性，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践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全方位、多角度支持与融入产业现代化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两大核心任务
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内涵丰富：包括对现有产业的优化提升，例如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等；还包含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例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物联网、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等。概括而言，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包括同步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型产业培育两大核心任务。（见图）
目前，我国产业体系建设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工业行业生产能力，涵盖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全部产业类型，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发展还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原始创新少，“卡脖子”技术短板多，国际竞争力不强，新技术应用慢，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任务艰巨，距离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一方面，我国产业链层次较低，产业发展质量不高，产业链整体上处于中低端。根据中国工程院、中国工信部、国家质检总局和有关单位编制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我国制造业排在全世界的第三梯队中，与第一阵列的美国、第二阵列的德国和日本均存在一定差距。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精尖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生产不足。产业附加值较低，制造业仍以中间品加工贸易为主导。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对较慢，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22年我国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24.0%、10.5%，远低于服务业的44.7%。
另一方面，一些产业自主可控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产业体系虽然规模庞大、门类众多，但仍然存在不少“断点”和“堵点”。高端芯片、数控机床、工业母机等部件，智能制造、开发平台等关键技术产业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对国外仍有较高的依赖（见表）。《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展望（2020）》白皮书显示，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上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同时，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加大对我国高端制造技术的封锁，特别是美国针对我国先进产业的打压不断升级，实施对华技术出口严格管制和并购审查，并不断扩大封锁范围，企图对我国脱钩断链，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金融需求与问题
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主要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金融支持现代化产业建设，必须坚持需求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从金融服务产业现代化建设的供需两侧找准工作的重点、难点。
（一）产业现代化建设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加多元。基于当前我国产业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金融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既要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原有产业焕发新活力；又要促进产业创新，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因此，我国需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多种金融模式有效融合、商业金融和政策金融互相合作，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支持体系，引导金融资源推动产业现代化建设。
一是需要更多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我国融资结构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信贷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70%。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健全金融市场功能、丰富金融服务和产品供给，提高金融体系适配性。产业创新特别是一些前沿产业创新，往往投入多、周期长、风险高，研发成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传统金融供给难以完全满足产业创新的资金需求，而包含资本市场、投资银行和各类创投基金的直接融资体系，既能提供与其风险偏好相匹配的资金，又能提供业内专家较高水平的经营管理辅导。
二是需要大量信贷资金。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切换的关键时期，由地产+基建为主的传统模式，转向由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实体经济驱动的高阶模式，银行信贷加速迁移至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产业升级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以液晶显示器（LCD）产业为例，韩国、台湾地区通过数十年的投资才取得了领先地位，我国企业京东方也是通过持续大量资金投入，不断建设新一代生产线，才能后来居上。高端制造业、医药产业甚至现代农业等，已经逐渐走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发展之路，行业发展迫切需要大量资金驱动。另外，我国银行业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90%，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与银行信贷风险偏好匹配度高，银行业必须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是需要政策金融支持。一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例如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等，往往需要政策性银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具有政府背景的产业投资基金的长期扶持。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服务这类产业时，通常选择与政策性金融合作，以达到抵补风险、提高收益，实现商业可持续的目的。在这方面，德国政策性银行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转贷模式，撬动资金流向政府支持的项目；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引导类投资基金、高科技创业基金、欧洲复兴计划创新项目等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行股权支持，为初创期企业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和长期融资，有效弥补了“市场失灵”问题。
四是需要全周期的综合金融支持。从市场主体看，在初创、成长、成熟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创新企业，融资需求特点差异较大。规模较大的科技领军企业，创新基础雄厚，市场相对成熟，适合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相结合的综合化金融服务；而占据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通常规模较小，产品创新不确定性较大，更需要风险投资、投贷联动支持。此外，合规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有助于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与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不同，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在企业的不同阶段满足其融资需求，增进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长期联系；金融控股公司更具信息优势，通过多方式、多渠道为企业提供服务，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客户的财务、信誉等状况，减少信息不对称性。
（二）金融供给应尽快适应产业现代化建设需求。目前，我国金融业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从金融资源供给和配置情况看，我国现有金融服务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的产品、规模、渠道与方法上，还不能完全契合现代化产业体系融资需求。
一是直接融资占比偏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产业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的独特作用，可以加快创新资本形成，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的紧密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国一些企业属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数字经济产业，呈现轻资产、高成长、不确定性强的特点，经营现金流波动大甚至处于亏损状态，适合这类企业的产业基金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明显不足。
二是科创类配套金融产品创新不够。我国一些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处于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企业创新多、潜力大、专业性强，具有专利优势、人才优势、科技优势，但往往体量小、投入高、处于发展的初创期，且无相应有效的固定资产作抵押，通过银行信贷等传统模式融资时面临难题，支持科创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灵活性、创新性不足。传统金融体系“重抵押”与科创企业“轻资产”之间存在矛盾。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额仅为1626.5亿元，相对于科创企业融资需求而言明显偏低。
三是中长期资金支持力度不足。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制造业领域的企业，投研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对中长期资金需求量大。金融支持这类企业进行长期投资和研发的中长期融资产品相对较少，而商业银行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又难以匹配企业的较长生产周期和回款周期。以制造业为例，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制造业贷款比重出现大幅下降，从2010年的17%下行至2022年6月末的9.4%。因此，《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明确要求“大幅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四是金融转型发展偏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然而与之配套的转型金融发展滞后。智能化方面，针对制造业设备智能化更新、产业数字化改造升级的商业性资金供给不足；绿色化方面，受碳识别、碳计量尚未制定统一标准等因素影响，碳市场活跃度不高，换手率仅有2%。金融业在提供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碳资产管理服务等方面还难以满足不同垂直领域企业低碳转型的融资需求。
金融结构与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国际经验
基于历史沿革、制度体系和资源禀赋，世界各国往往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金融结构。例如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侧重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英美法系国家偏重以金融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从国际经验看，两种金融体系下金融与产业之间的互动，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即：间接融资推动产业升级效果更好，直接融资培育新兴产业力度更大。
（一）间接融资推动产业升级。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金融需求呈现以下特点：一方面，技术路线、市场前景、实施路径清晰明确，投融资风险更小；另一方面，企业往往已有一定的自有资金，但还不够充足，仍需放大资金杠杆寻求支持；此外，在以往经营过程中，企业也积累了一定的抵押物。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间接融资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在德国，产业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产业的升级。例如，虽然光学、汽车、化工都属于传统产业，但是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德国取得了多项世界第一：光学工业世界第一，拥有卡尔蔡司、莱卡相机等冠军企业；汽车制造世界第一，拥有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大众等众多企业；世界化工产品第一大出口国，拥有巴斯夫等化工巨头。
德国采取间接金融为主导的融资模式，资本市场并不发达。截至2021年末，该国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比重约为60%。德国高度重视银行对科技创新、中小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逐步形成了以政策性银行为引领、商业银行发挥主力军作用、担保银行提供风险保障的金融支持体系，确保了产业融资的较高可得性。
（二）直接融资培育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往往对应高技术性、高创新性行业，代表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新兴产业企业一般在初创期或成长期，均处于银行信贷评估资质较差状态，甚至一些早期企业还不能产生正向现金流，其金融需求的特点：一是技术研发和行业扩展都需要大量长周期稳定资金的支持；二是企业经营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融资风险较高、收益也相对较高；三是缺少抵押品或者难以对知识产权等抵押品价值进行评估，债权融资较难介入。因此，对于此类型企业资金需求，股权融资匹配性更高。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产业现代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崛起，信息技术产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从20世纪40至70年代大型计算机的研究应用，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再到新世纪以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甚至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开发应用，美国始终占据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地位。产业培育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英特尔、微软、苹果等一批世界知名公司。
美国金融市场发达、直接融资占比高，大量的股权投资基金为新兴产业、科创企业提供了优良的金融环境。例如在美国科技领域直接融资中，风险投资/创业投资（VentureCapital）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推动了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等一批高科技企业的崛起。在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科技企业在发展、起步之时，都有来自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支持。美国全国风险投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风险投资总规模6830亿美元（约4.56万亿人民币），其中美国占据近一半，达3422亿美元（约2.28万亿人民币）。
金融服务产业现代化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业需要密切结合我国产业发展需求，坚持自立自信，深化对中国特色金融服务产业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考虑到我国面临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双重任务，金融业不能走德美单一化的产业金融发展模式，而需要德美模式兼收并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银行与金融市场并举、银行与金融市场“双轮驱动”，以多元化金融服务推动我国产业现代化体系建设。
（一）我国多元化金融服务产业发展的效果良好。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无论是依靠银行还是依靠金融市场都可以服务好产业现代化，关键是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出一套适合自身需要的发展模式。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银行占据金融系统主导地位，肩负着为产业升级融资的重任；另外，阿里、腾讯、美团、京东等新经济的成长同样也得到了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等非银行业的全面支持。这体现了我国在深化改革方面实事求是多元化、多类型资金创新支持的探索。实践证明，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产业融资模式并行发展的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我国具备开展多元化金融服务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都取得了较快发展。银行方面，《银行家》杂志2022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中，我国141家银行入围，工行、建行、农行和中行蝉联前四名，银行系统有充足的资源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金融市场方面，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A股上市数量、总市值全球第二。特别是2022年科创板全年筹资额超过主板，占比超过40%，名列筹资额首位。支持产业升级和培育新兴产业的金融基础条件比较齐全。
（三）多元化金融服务更加适合我国产业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为了实现科技自主自强、产业链安全，我国既需要像美国一样的原创型创新，又需要如德日一般的改善型创新。因此，更加需要形成风险投资鼓励原创型创新、商业银行促进改进型创新的混合科创金融体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政策银行、商业银行资金汇集能力强，可以为重大科创项目提供数量大、周期长的配套资金。另外，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应用型研发，更需要专业团队的快速迭代开发，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更加适合专业化、长周期、风险偏好较高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
（四）多元化金融服务是我国打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重要探索方向。当前，国务院正在以设立试验区的方式，推动深化科创金融体制改革，已经先后批准山东济南、长三角五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嘉兴）设立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试验区方案的特点就是提出金融生态建设，强调综合发挥各类金融机构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强调商业银行、创投基金等传统机构的发展，鼓励科技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知识产权运营机构、私募股权基金、融资担保等各类机构广泛参与，鼓励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投债联动等综合业务联动与产品组合创新。
（五）多元化金融服务符合国际金融发展趋势。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加速，当前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金融模式加速融合。为了引入外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发展金融市场：1995年开始，德国开始加强股东权力限制银行影响力，推动本国金融体系对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的融合；19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财团成员企业更容易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来筹集外部资金，并不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中，欧美投资银行损失惨重，暴露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英美等国开始更加重视和强化大型银行的作用。随着各国金融发展模式的趋同和融合，金融服务已经开始进入多元化融合发展的新时代。
发挥中国特色金融优势服务产业现代化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体现，金融服务产业现代化建设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回归实体经济本源，坚持国之大者，瞄准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型产业培育两大核心任务，为产业发展提供多元化、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支持。
（一）制度建设“来领航”。要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通过供给侧管理推动金融服务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坚持自立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深入挖掘多元化融资体系优势，走好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支持产业现代化建设之路。
间接融资方面，针对银行业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开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试点，更好地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探索与产业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信贷投放新模式，构建与产业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业务周期、投研风控、容错机制、考核激励等运行机制，激发金融机构经营活力和创造性。充分利用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和考核激励等政策工具，持续引导银行业增加产业现代化建设相关资金投放。
直接融资方面，不断深化以全面注册制为主线的资本市场改革，更大力度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及退市等基础制度安排，坚持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和北交所的差异化发展思路，持续提升资本市场深度、广度与弹性，引导资本市场资源服务现代化产业建设。
（二）政策金融“补短板”。要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国家和地方融资担保机构、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政策性金融优势，提高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持。政策性银行具有贷款规模大、期限长、利率低等特点，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重点产业发展方面更加匹配。同时，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和非银机构也存在诸多互补，可以积极开展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发掘项目、联合投资、分散风险。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地方融资担保机构行业引导作用，通过提供增信服务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降低为科创企业提供债券融资及银行授信的风险。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背靠当地财政和国资平台，可以加强与市场化、专业化的投资机构对接，共同发起设立“硬科技”产业链系列基金，发挥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
（三）商业金融“聚合力”。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密切结合经营所长，主动担当作为。
银行业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一是继续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工业和技术改造投资。二是优化科创金融服务，制定差异化信贷政策，精细化科创企业的信贷评审，探索投贷联动等金融服务创新，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问题。三是加强对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流通体系建设的信贷投放，围绕在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方面的专项债投向，积极提供配套融资，促进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非银金融机构要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一是证券公司更好发挥资本市场融资中介功能，以全面注册制改革落地为契机，更好地助力科技、产业与金融高水平循环。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科技创新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对科创企业的定价估值、投资机会识别的准确性，努力成为科创企业的“重要投资者”和“价值发现者”。二是保险公司充分发挥长期稳健资金供给的优势，持续增加中长期保险资金投资，积极推动产业保险、供应链保险等产品服务创新，探索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等科技保险试点，完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物联、集成电路等高新信息技术保险产品。三是创投基金等风险投资更好发挥“以投促创”作用。大力发展天使投资、创投基金、风险投资，孵化培育更多“专精特新”“隐形冠军”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助力其成为产业基础再造与产业创新发展的生力军。关注拥有支撑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的硬科技中早期企业，让投早(期)、投小(型)、投科技、投创新蔚然成风，助力“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动态循环。
移动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