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域的几大隐忧

但百强县、千亿县，终归只是上千个县城中的少数。更多的县，正经历着分化、收缩，甚至消失。

过去十年间（2011—2020），随着撤县建市设区，中国的县域数量共减少了125个。

据赛迪的研究数据，同时，中国县域的户籍人口数量也呈加速减少的趋势。县域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70.6%骤降至63.1%。

过去十年，虽然县域数量明显减少，但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呈现大幅增长趋势，于2019年达到最高值（24602.5亿元），是2011年的1.9倍。 

不过，县域“财力”的地区差异正逐渐拉大。

与2011年相比，2020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县域的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是大幅增长，而东北地区县域的GDP下降了0.4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出现下滑，与2011年相比减少了3.7%。

如何防止“东北萎缩”现象的蔓延，值得各界关注。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工业主导地位在一些县域正逐渐消失，而是片面追求第三产业的占比。中国县域三次产业结构，由2011年15.7:51:31.3 转变为2020 年15.0:40.2:44.8。

统计发现，近六成省（市、区）县域以三产为主导，如吉林、黑龙江、海南等18个省份。

不可否认，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和县域推进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不少县城发展的三产都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起步晚、规模小。脱实向虚，县域经济便缺少支撑。

与之相对应的，规上工业企业数量这一指标，过去十年间波动性较大，2013 年达到峰值（为209735个），而2019年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为近十年较低水平，2020年才略有抬升。

当然，“工业强县”只是县城致富的一种可能。

在相关研究报告中，赛迪对中国的“千亿县”进行了类型化解析，总结出六大发展模式：

一是以昆山市、江阴市、慈溪市、义乌市等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主导模式；

二是以晋江市、南安市等为代表的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式；

三是以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为代表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式；

四是以龙口市、胶州市为代表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

五是以神木市、准格尔旗为代表的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

六是以仁怀市为代表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

财富密码不一而足，一些县因为“家里有矿”、“河边有酒”而当上土豪，一些县则靠城市群、都市圈组团起飞。

县域经济，未来还需要更多“惊险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