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若问及乡愁何来?答曰：缘于近现代工业化所导致的“乡衰”

今日乡愁之浓郁深切，缘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它已不再只是传统农业社会那些诗词中所表达的意境，而是作为现代性问题出现的、以都市文明或工业文明观照农业文明而滋生的复杂情感。它意味着人们向往田园生活的自然心性对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欲望横流的反动，也是在发展潮流裹挟下对自身生存道德的渴望和追求。乡愁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作为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它在今日每个人的心性里蔓延，也在这个国家的当代民族心性里蔓延。

其实，知识分子从20世纪初开始凝结的百年“乡愁”，就理性认知的层面而言，缘于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乡衰”，本质上反映了近现代以来对国家工业化内在规定性造成“乡衰”事实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工业化的强制性天命与中国既有资源禀赋之间的张力所造成的现代化悖论，是一些知识分子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心声的社会历史背景。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百年中国问题的本质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人多地少的“内生性结构变量”和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环境变迁”，是百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源。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的本质是一种“成本转嫁论”。无论是20世纪前半叶资本经济全球扩张下的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侵略而导致的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社会动荡和政权不稳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国家主导的以固化城乡二元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为保障的工业化过程，其制度变迁均符合“成本转嫁论”之说，只是就一定的历史视野来看一个失败了，另一个成功了。

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中国融入新时期的全球化、以各种产业资本进行资源资本化的时代;它高擎发展主义大旗，辅之以“亲资本”为核心的各种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经历着“追求地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和资源资本化”的过程。这个经验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各种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也即主流所认同的高度现代化的现代制度变迁;另一方面表现为成本积累和转嫁的“致贫”、“致害”效应，其中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就是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突现。推行市场经济的各级政府和各种商资实体，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资源环境的成本转嫁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段。

可以说，有激进的现代化变迁，就会有严重的“三农”问题，就会有“故乡的沦陷”，以及从个体、群体到整个民族不同层面上的“乡愁”。